【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物解碼
來源:中國民族報 發布日期:2019-06-20瀏覽()人次 投稿收藏

  【開欄的話】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為落實這一精神,本刊開設“文物解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欄,從文物的角度入手,講述凝固在文物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闡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過程中提煉、共享的核心價值觀,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進一步增強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從木車模型看古代的牛車 

  1000多年前的鞋履

  煙色地狩獵紋印花絹

  唐代舞蹈俑和奏樂俑

  木雕門扇上的人物牽象圖和有翼怪獸圖

  西域舞獅歷千年

  吐魯番古墓出土的“春牛”

  唐代西域的餃子與餛飩

  唐朝時期中原茶葉輸入西域

  最早的剪紙實物

  吐魯番出土的庸調布

  麴氏墓志背后的故事

  圍棋在唐代西域的流傳

  彩繪舞蹈女俑

  唐代的通行證

  1200多年前的一場車禍

  文質彬彬的彩繪泥塑文官俑

  開元通寶見證唐代中原與西域的交流

  新疆古代的筆

  唐代新疆的馕、點心和瓜果

  吐魯番古代的木雕馬俑和泥塑鞍馬俑

  古代的獨角獸:辨善惡,決爭訟

  3000多年前,和田玉是如何傳入中原的?

  東晉時期的紙畫:《墓主人生活圖》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

  樓蘭漢文木簡

  從陶壺看烏孫歷史

  漢代和田婦女的妝奩

  新疆古代生產工具——鐮刀與犁鏵

  新疆古代手杖

  西域的戒指

  漢唐時期的雞鳴枕

  古代精絕人的衣冠服飾

  尼雅出土文物中的漢代西域歌舞藝術

  絲路上的瓦當

  “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銘文錦

  銅帶鉤與金帶扣

  于闐古國人的耳珰

  漢佉二體錢與漢龜二體錢

  “元和元年”銘文錦囊

  漢代西域銅鏡

  司禾府印


從木車模型看古代的牛車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牛車

  木車是我國古代居民出行的主要工具。先秦時期,用牛做動力的牛車和用馬做動力的馬車都已經出現,牛車被稱為“大車”,馬車被稱為“小車”。馬車常常用于軍事活動,也被稱為“戎車”,牛車則多用于載人。魏晉至唐代,士大夫們偏愛牛車,以乘牛車為時尚,牛車成為中原地區主要交通工具之一。這一風尚也影響到了新疆吐魯番地區,從吐魯番考古出土的牛車來看,當時乘坐牛車非常盛行。

  新疆考古研究所收藏了一件木牛車模型,出土于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通高53厘米,車體呈箱形,前后有出入口,頂部露天;輪正圓,各有輻條12根。處于雙轅中間的牛用一根整木雕成,牛上敷有黑彩,牛頭仰起前伸,正在牽引木車前行。

  吐魯番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木牛車模型,高25厘米、長60厘米,同樣出土于阿斯塔那墓。方形車廂上蓋有篷頂,車前是一頭木牛,車內端坐著一位束高髻、穿低胸長袖紅衣的女子,形象生動,充滿生活情趣。該車雙輪、雙轅,車身用彩色繪出窗、帷和裝飾圖案,卷棚式車頂前后上翹、中間略低,呈馬鞍形。牛俑體格強壯,目視前方,正奮力拉車前行。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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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年前的鞋履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蒲鞋

  1964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29號墓出土了一雙蒲鞋。根據同墓葬出土的《武周請車牛運載馬草》等文書推斷,這雙蒲鞋是唐代武則天時期的文化遺存。該墓還出土了蒲席、藤盒、漆碗等珍貴文物,都是當時日常生活用品,有專家推斷其來自中原地區。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蒲鞋

  這雙蒲鞋長24.5厘米,是利用柔韌的蒲草為原料加工編制的,制作精巧,紋路細密,別致美觀。該鞋形制獨特,鞋尖稍稍翹起,編織有兩個左右分開的圓珠。古人穿袍服和裙子,一般都曳地,高翹的鞋頭可以承載服裝的下擺,使服裝避免粘上塵土,并且便于行走。

  草編是以各種柔韌的草類植物為原料加工編織的技法。從已知的考古資料來看,目前我國最早的草編遺存是河姆渡人制作的,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據《禮記》載,周代已有以莞(蒲草)編制的莞席了,而且當時已有專業的“草工”“作萑葦之器”。到春秋戰國時期,已有用萱麻和蒲草編制的斗笠。考古人員在戰國時代的墓葬中發現過美觀的編織草席。秦漢時期,草編已在民間廣泛使用,品種有草鞋、草席、草扇、草簾及僧侶信徒打坐的蒲團等。

  《說文》記載:“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蒲草屬多年生水草,葉細長、肥厚多肉,干后柔性好,宜編織。《孔雀東南飛》中說“蒲葦紉如絲”,蒲草性柔韌,干燥之后不容易破碎。受地理環境限制,新疆少有蒲草,因此蒲鞋應是由中原傳入,多為百姓在暑天所穿。在五代畫家顧閎中所繪的《韓熙載夜宴圖》中,也可以看到當時蒲鞋的具體形象。

  29號墓出土的這雙蒲鞋有船形鞋幫,編制方法與中原的草鞋大同小異,唯其在制作質量上比草鞋更緊密結實。草編實物容易朽爛,考古發現寥寥無幾。這雙蒲鞋能夠歷經1200多年完整保存下來,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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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色地狩獵紋印花絹 

□ 阿迪力·阿布力孜 帕麗旦·沙丁 文/圖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煙色地狩獵紋印花絹

  煙色地狩獵紋印花絹,1973年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191號墓,長44厘米、寬29厘米,由4塊絹拼接而成,煙色地上顯白色圖案。圖案采用夾板印花技術,是一位男子坐于一匹飛奔向前的鞍馬上。男子長相粗獷,大眼睛,頭戴圓帽,上著翻領對襟短衣,下著長褲,腰間配掛長劍,正回頭拉弓搭箭,射向一頭張口獠牙、前足高提、兇狠撲來的獅子。騎士的上方是一只雄鷹,正俯身沖向早已鎖定目標的地面獵物。一只兇猛異常的獵狗,正追趕一只拼命逃跑的野兔。一場驚心動魄的狩獵場景,在1000多年前就這樣被定格在1米見方的紡織品中,畫面非常生動,具有很強的寫實性,體現了較高的藝術水平。

  仔細觀察這件絲織品,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騎士胯下的馬匹脖頸上有一個“樂”字,應該是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烙馬印,可見這匹馬是官馬,就是古代官府供給或飼養的馬。馬身上有烙印的習俗,起源于戰國時期。官馬身上有烙印,每匹官馬的烙印都是獨一無二的,借助烙印不僅可以識別馬的身份,還可以找到馬的歸屬。官馬制度在西漢時期就已經確立,到了唐代,進一步得到完善。640年,唐朝統一高昌建立西州后,在那里施行與中原內地相同的郡縣制和租庸調制,這件狩獵紋印花絹說明,唐朝時期的官馬制度在吐魯番地區施行過。

  狩獵,也稱“田獵”“射獵”,最初是人類的一種生產活動。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生產技術的進步,狩獵的目的逐漸由滿足人類物質生活需求,開始向休閑娛樂和軍事訓練轉變。

  新疆古代的狩獵活動歷史悠久,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在新疆發現的細石器遺存是研究新疆原始居民經濟生活的一批重要資料。細石器中的石矛、箭錐、石刀、刮削器、小雕刻器、石核等,都是狩獵經濟條件的產物。在新疆各地的巖畫中,也時常可以看到人們搭箭拉弓射向動物的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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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舞蹈俑和奏樂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唐朝是西域音樂舞蹈藝術最為繁盛的時期之一,當時的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獅子舞、馬舞、乞寒舞等音樂舞蹈藝術,對中原地區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1960年,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彩繪泥俑,呈現出1000多年前新疆音樂舞蹈藝術的風貌。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繪泥塑舞蹈男俑

  阿斯塔那336號墓出土的一尊泥質彩繪男俑,反映了唐代西域男子充滿動感的舞蹈動作。該俑通高14.8厘米,頭戴黑色幞頭,身穿綠色圓領長袖袍衣,腰系皮帶,腳蹬皮靴,雙手高舉,呈倒八字狀,顯然是在跳舞。另一尊彩繪胡人泥俑,塑造的可能是一位民間舞蹈家形象。該俑高13.5厘米,頭戴黑色幞頭,身著紅色圓領袍和黑褲,大眼粗眉,唇上的胡須彎曲上翹,頗有情趣。該俑左手臂稍抬起,右手置于胸前,彎腰,雙腳并攏,似在邀請某人跳舞,動作滑稽,充滿喜慶色彩。還有一尊彩繪泥俑,頭戴幞頭,身穿綠色交領右衽袍服,腰束黑帶,右手舉于胸前,左手伸展,動作幅度較大,跳的可能是當時流行的胡騰舞。

  胡騰舞是典型的西域男性舞蹈,它以急促敏捷、騰踏跳躍的步伐,體現了西域舞蹈雄健豪放的藝術風格。胡騰舞剛傳入中原時,舞者都是身穿民族服裝的胡人,隨著該項舞蹈在中原的普及,也出現了漢族舞者。據史料記載,唐開元年間,西域疏勒(今喀什)舞蹈家裴承恩,以擅長翻筋斗而聞名長安,號稱“筋斗裴”,是跳胡騰舞的高手。此外,西域舞蹈家安叱奴因善跳胡騰舞,還被高祖李淵封為“散騎侍郎”的五品官。曾發動“安史之亂”的西域胡人安祿山,也善跳胡騰舞和胡旋舞。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頻繁,西域的龜茲、疏勒、高昌的舞樂隊先后多次遷入內地。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可汗女阿史那公主為皇后,突厥可汗將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康國樂的樂舞隊作為嫁妝送至長安。這次大規模的樂舞輸入,對后來隋唐王朝音樂舞蹈藝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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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門扇上的人物牽象圖和有翼怪獸圖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1959年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漢晉時期木雕門扇。

  和田是一個神奇的地域,也是新疆考古工作者的樂園。當一件件與世隔絕數千年的珍貴文物重見天日的時候,考古人員興奮不已。這些珍品雖經千余年,但是很多依然保存完整,承載著豐富多樣的歷史文化信息。如和田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木雕門扇,不僅雕制精細,而且充滿了濃郁的異域特色和神秘氣息。

  這件木雕板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于1959年在尼雅遺址發掘出土的,經考證,其時代為魏晉時期。木雕板長26厘米、寬17.5厘米、厚1.05厘米,一側上方存留著嵌入門框的長軸。根據這些特征推斷,該木雕板原來應是作為住宅里櫥柜或其他家具的拉門,很可能是那種有4條高腿的小拉門。也有人推測這件木雕板是當時尼雅居民在屋頂上使用的天窗門扇。上世紀70年代前,和田民居多采用木骨泥墻,木框架結構,木框架連接上下橫梁,房屋平頂,開天窗采光,四壁不開窗只留門。這種木骨泥墻的房屋在魏晉時期尼雅建筑遺址中也可以見到。

  木雕板呈方形,正面上下分別雕刻著一個人牽著象與一個張牙舞爪的怪獸匍匐在地的畫面。上面的圖人比象略高,由此可知這是一頭小象。小象看來比較乖巧,似在調皮地用長鼻觸摸人的手臂,使整體畫面產生一種動態感。小象背上還披著織有精美花紋的毯子,象身裝飾著小的環形紋飾,給看來普通的小象增添了幾分色彩。牽引小象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圓臉五官端正,腰上系著帶子。他站在小象前面,右腿稍抬起,右手戲弄著小象的鼻子。下面的圖是一個張牙舞爪匍匐在地的怪獸形象,與上圖溫馨的牽象圖形成鮮明對比。怪獸有著蛇一樣的長頸,頸上刻滿表示鱗片的三角網格紋飾。怪獸還有龍一樣的頭顱,前肢細長,后腿較短。只見它頭部前屈,獸角彎曲向后,四肢前趴后躬,羽翼向上伸展,尾巴上翹于背上方,咧開嘴巴伸出長舌,一副蓄勢待發、隨時撲向目標的形態。

  除了這兩組主題圖案之外,門扇的邊框也精心雕刻出多種裝飾圖紋,如同和田地毯的多層邊框紋飾。門扇邊飾分別是由長條紋、連續的“8”字紋(或麻花紋)、三角網紋格、麥穗紋組成,每組紋飾之間都用空白邊沿加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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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舞獅歷千年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春節期間,社火等民間文藝活動紅紅火火、熱鬧非凡。社火中的舞獅表演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出現在新疆地區,吐魯番出土的一件唐代彩繪泥塑舞獅俑就是一個重要例證。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繪泥塑舞獅俑

  唐代吐魯番的曲藝和舞蹈藝術別具特色,有踏謠娘、大面、獅子舞、馬舞等多種形式。1960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的唐代彩繪泥塑舞獅俑,現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該俑高12厘米、長10厘米,由獅身與獅足兩部分構成,其足明顯是人形。獅身是用摻有毛絨的細泥塑成的,獅子軀體外表及腿周均用篦狀物壓劃出彎曲的條紋,象征通體披皮,即所謂“綴毛為衣”。獅身中脊飾彩帶1條,兩側有下垂的彩帶各4條,互相對稱,且與中脊彩帶相垂直。這件舞獅俑的造型應是模仿民間演出的舞獅形象。

  獅子舞最早出現在西域龜茲地區,后傳入中原內地。據《樂府雜錄·龜茲部》記載:“獅子舞由龜茲傳入長安。”起初,舞獅人都是由龜茲人擔當,而且表演的舞蹈音樂具有龜茲特點,所以《樂府雜錄》就把獅舞列在龜茲部中。唐代獅舞十分盛行,特別是在宮廷,演出場面很大。皇帝常常組織盛大的獅舞會,并親自當導演。唐玄宗喜歡獅舞,當時又叫“五方獅子舞”。獅舞的陣式有特別的規定:黃獅子位于舞池的中央,青、紅、白、黑4種顏色的獅子圍繞著黃獅子。黃獅子代表至高無上的皇權,而其他顏色的獅子分別象征全國的東西南北。

  白居易在《西涼伎》中對獅舞有比較生動的描繪:“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作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詩中的獅子與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舞獅俑比較相似。

  獅舞還廣泛用于官府宴飲場面。元稹的《西涼伎》中所寫:“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生動地反映了唐玄宗時任隴右節度使的哥舒翰宴請賓客時,用獅舞等百戲來助興的生動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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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古墓出土的“春牛”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二十四節氣起源于黃河流域,以這一緯度帶的溫帶季風氣候特征為基礎。新疆的溫帶大陸性氣候是否套用到了二十四節氣中,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隨著中原與西域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包括二十四節氣在內的許多農耕習俗傳入西域地區,如民間立春迎土牛、迎農祥的活動等。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木雕牛俑、泥塑牛俑,反映了古代新疆居民春耕時節的迎春習俗。

  立春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也是中原民間重要的傳統節日。中國古代迎春活動歷史悠久,從3000多年前的周代開始,立春時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去東郊迎春,祈求豐收。《事物紀原》記載:“周公始制立春土牛,蓋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到了漢代,迎春已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禮儀制度。

  在迎春活動中,“春牛”是必不可少的。最早的“春牛”是用泥土塑造的。迎春之后要打春,就是鞭打土牛,將其打碎,圍觀的眾百姓將碎土拿回家去。如唐代詩人元稹《生春二十首》所云:“鞭牛縣門外,爭土蓋蠶叢。”歷代封建統治者每年都要舉行鞭春之禮,意在鼓勵農業生產,希望五谷豐登、國泰民安。這種迎春儀式流傳到民間,使民間的迎春活動更加豐富多彩。

  牛在古人的觀念中是一種神奇的動物。據古籍記載,被華夏先民奉為“神農”的炎帝,就是人首牛身的形象。牛的形象在民間美術作品中被廣泛應用,被視為力量、富裕的象征,同時具有驅災避邪的作用。新疆何時有牛,考證起來比較困難,但至少在兩三千年前,牛已經出現在新疆的許多地區。考古人員在新疆的一些巖畫中發現了栩栩如生的野牛形象,還在墓葬遺址中發現了不同質地的牛俑,有木牛、泥牛甚至金牛。不難看出,牛在新疆農業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昭蘇縣夏特墓葬中還發現一件漢代鐵鏵犁,證明距今2000年前,新疆的農業生產中已出現了犁耕。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泥塑牛俑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的一尊黑斑牛俑,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泥塑藝術作品。牛俑高17.5厘米、長22厘米,以木棍作骨架,表面涂泥土摻和的熟泥,上施彩色。泥牛頭微昂前伸,粗壯結實的脖頸僵直,肩部暴凸一峰狀肉脊,四肢佇立,作停站姿勢。泥牛通體施白,然后施黑彩,形成黑色斑紋,黑白分明的眼睛目視前方,形象生動地展示了家牛形象。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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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域的餃子與餛飩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許多中國人有除夕晚上吃餃子的習俗。餃子歷史悠久,傳說眾多。其一是東漢時期,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從長沙告老還鄉,看到許多百姓窮困潦倒、饑寒交迫,耳朵都凍爛了。他目睹此景,非常難過,發明了“祛寒嬌耳湯”,就是將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藥材包在面皮里,捏成人的耳朵狀,放進鍋里煮熟,分發給窮困的病人。他非常有愛心,大年三十還在為患者送醫送藥。病人吃了之后,爛耳朵都治愈了。

  為了紀念張仲景,后來人們在喜迎新年的同時,除夕夜按照“嬌耳”的樣子制作面食,大年初一早上煮了來吃。人們稱這種食物為“餃耳”“餃子”,由此逐漸形成了大年初一吃餃子的習俗。

  餃子的另外一個稱呼為“扁食”,據說這個詞在宋代就已出現,是餃子傳到北方草原后,蒙古族對它的稱謂。因蒙古族性情豪放,餃子也被包得餡多皮厚。后來,蒙古族把餃子帶到了世界許多地方,當時的俄羅斯人、哈薩克人、朝鮮人都會包餃子。

  明代萬歷年間,一個叫劉若愚的太監撰寫了《酌中志》一書,書中介紹了很多宮廷習俗:“初一日正旦日,五更即起,焚香發炮。飲食椒柏酒,吃水點心(即餃子)。或暗包銀錢一二于內,得之者以卜一歲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這一記載表明,在明代就有了在餃子里藏錢的習俗,誰吃了這個藏錢的餃子,就意味著這個人這一年會大吉大利。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餃子

  餃子在新疆的流傳歷史十分悠久。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里發現了餃子。餃子長約5 厘米、寬1.5 厘米,保存得比較完好。這些餃子的形狀與現在的餃子相同,只是小了一些。

  至今,新疆吐魯番、哈密地區的維吾爾族依然稱餃子為“扁食”,而生活在新疆喀什、和田等地的維吾爾族稱餃子為“居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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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中原茶葉輸入西域 

□ 阿熱力·阿布力孜

  茶是生長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一種植物,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我國北方和西部疆域都不種植茶樹。從古至今,新疆都是從內地輸入茶葉,以滿足各民族對茶的飲食需求。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表明,唐朝時期茶就被輸入到新疆地區,而且出現了茶馬貿易,豐富了西域各族人民的飲食文化,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飲茶風俗和文化的普及,加速了西域對中原文化的體驗和認同。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屏風畫《弈棋仕女圖》中一部分《托盞侍女圖》,就是唐朝飲茶習俗流傳到西域的重要例證。

  吐魯番是新疆最早使用茶葉的地區

  中國茶文化歷史十分悠久,可遠溯到史前時代。漢王褒《憧約》所載“烹茶盡具”“武陽買茶”,是中國關于茶葉市場的最早文獻記載,說明西漢時期,四川彭山一帶已經有了專門的茶葉市場。到了唐朝,中原地區茶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且遠播西藏、西域等邊疆地區,對西部民族地區的飲食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絹畫《托盞侍女圖》

  茶葉最早傳入西域的地區是吐魯番。1972年出土于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87號墓的屏風畫《弈棋仕女圖》,畫面以弈棋貴婦為中心人物,圍繞弈棋又有侍婢應候、兒童嬉戲等內容,反映了唐代西域女子充滿閑情逸致的休閑娛樂生活。其中,《托盞侍女圖》是《弈棋仕女圖》的一部分,圖中的奉茶侍女,頭梳丫鬟髻,額間裝飾花鈿,身著藍色印花圓領長袍,雙手托盞,表現了侍女為弈棋的主人進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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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剪紙實物 

□ 阿熱力·阿布力孜 文\圖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北朝團花剪紙

  剪紙是我國歷史悠久的美術工藝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國最早的剪紙實物出自新疆吐魯番古墓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歷史展廳陳列的團花剪紙,就是北朝時期的剪紙實物。

  該剪紙出土于吐魯番市阿斯塔那303號墓,不僅保存完好,而且構圖對稱、畫面均勻、線條流暢、美觀大方,可以和現代民間剪紙藝術相媲美。剪紙為圓形,呈土黃色,中心圖案為八角花形,依次向外為兩圈菱形花紋,交叉錯落,排列有序;再向外圈為梯形紋組成的三角形邊飾。整個剪紙圖案層次分明,變化繁復,頗有韻律感。這幅剪紙為折疊后一次剪成,造型簡潔,刀法洗練,具有古樸濃郁的民間風格。

  此外,吐魯番阿斯塔那墓還出土了對馬團花剪紙、對猴團花剪紙、對蝶團花剪紙、菊花紋團花剪紙、人形剪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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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出土的庸調布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庸調麻布

  公元640年,唐朝軍隊大舉進攻位于西域的高昌城,高昌國滅亡。但當地經濟、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得到進一步發展。唐朝在此設置西州,下轄五縣,實行與中原內地相同的典章制度和經濟政策。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許多寫有“庸調”字樣的絲綢、麻布和有關經濟類紙質文書,就是重要例證。

  阿斯塔那墓出土了很多麻布,有的用于做衣服,有的用于縫制被單,有的用于裝糧食。這些麻布上還保存有黑色的題字,寫有交布人的姓名、數量,并蓋有州、縣以及稅收倉庫管理部門的官印,麻布上的墨書“庸”或“調”字清晰可見。如1968年阿斯塔那108號墓出土的一件唐代麻布,一端從左到右墨書“西浦里,賀加敬,鄮縣,光同鄉,賀思敬庸布一端,開元九年八月專知主薄苑”“鄮縣”上有朱色篆文“鄮縣之印”。專家研究認為,庸調布的產地屬江南明州(余姚郡),在今浙江省寧波地區。

  庸調布也有絲綢質地。如1973年阿斯塔那192號墓出土的一件絹,殘長73厘米、寬59厘米,原為絹制被單;平紋,一端有墨書“河南府長水縣歸人鄉劉元楷”,下有倒寫草書“行達”;“長水縣”上有朱色篆文“長水縣之印”一方。“長水”在今河南省洛寧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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麴氏墓志背后的故事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麴氏墓志。

  墓志起源于魏晉時期,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記載墓主人生平事跡的重要隨葬品,具有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上世紀70年代,新疆考古人員在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發現了數百方墓志銘,其中206號墓出土的“唐偽高昌左衛大將軍張君夫人永安太郡麴氏墓志”,是新疆古代墓志中的珍品。

  該墓志用灰黃色砂巖刻成,邊長74.5厘米,表面涂成黑色,上面陰刻楷書30行,每行30字。文字端正秀麗,書寫一絲不茍,十分工整,反映了唐代吐魯番書法藝術的較高水平。通讀墓志內容可以發現,它名義上是高昌國左衛大將軍張雄夫人麴氏的墓志,實際上講述的是張雄的生平事跡。

  張雄(583—633年),字太歡,出生在高昌王國一個貴族家庭。祖父張務曾任高昌左衛將軍、綰曹郎中(總理政務);父親張端曾任建議將軍、綰曹郎中。他的姑母是高昌王麴伯雅的王妃,高昌王麴文泰是張雄的姑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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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在唐代西域的流傳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張雄是高昌王麴文泰時的左衛大將軍、綰曹郎中,在麴氏高昌王國中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唐貞觀初年,張雄規勸麴文泰,順應歷史潮流,歸順唐朝中央政府,遭到麴文泰的排斥,之后,他“殷憂而死”。

  張雄不僅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將才,還非常喜歡下圍棋。在他的墓葬里就曾出土一件木質圍棋盤。這表明,至少在唐代初期,圍棋這種游戲已傳入西域的吐魯番地區。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木質圍棋盤。

  1973年,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張雄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木質圍棋盤,表面磨制得十分光滑,四周以象牙邊條鑲嵌,邊長18厘米、高7厘米,方形底座,底座每側有2個弧門。棋盤和現在圍棋一樣,上面繪制的棋格縱橫各19道,方格規整,制作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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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舞蹈女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彩繪舞蹈女俑。

  唐朝盛行厚葬,俑作為唐代墓葬中的主要隨葬品亦大量流行。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的一尊彩繪舞蹈女俑,從服裝、化妝、舞蹈動作等各方面來看,都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服飾

  彩繪舞蹈女俑身著的絲綢服飾,反映了唐朝年輕婦女的流行時尚。女俑頭梳高發髻,上身穿綠色窄袖短襦,緊身半臂衣穿于襦的外面,下著紅黃間色齊腰曳地窄長裙,顯示了唐初女子穿窄袖短上衣和長裙曳地的風范。女俑穿著的半臂面料采用了鮮艷奪目的聯珠獸紋錦。聯珠紋通常被認為是波斯薩珊王朝的一種紋飾,它的組織結構既有經線顯花的平紋經錦,又有緯線顯花的斜紋緯錦。紋飾也十分豐富,有對鴨、對雞、對獅、對鹿、對熊、對孔雀等多種紋飾。這件女舞俑所穿的聯珠紋瑞獸半臂衣,兩個聯珠環分布在前胸兩側,突出了紋飾的美觀和裝飾的主題,同時流露出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痕跡。

  西域女子對紅色裙子情有獨鐘。阿斯塔那230號墓出土的屏風畫《仕女圖》中,仕女是一位身材窈窕、面目清秀、賢淑端莊的淑女形象。她發髻高聳,上身穿無領袒胸襦和花色半臂,下身穿著色彩濃艷的紅色曳地長裙。西域女子還喜歡穿黃、綠、藍、白、青、絳、粉、棕等顏色的裙子,或兩種以上間色面料搭配的長裙。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的這尊女俑,下著紅黃間色面料縫制的長裙,腰束一條緙絲帶,更顯楚楚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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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通行證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1959年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紙質文書《石染典過所》 。

  在唐朝,為保證正常的商業貿易往來,稽查行旅,防止偷漏國稅、逃避賦役、拐賣人口以及防范來自境外的破壞活動,實行嚴格的過所制度。

  “過所”一詞,從字面上講指“度過(經過)之處所”。在古代,“過所”專指行人度過關津時的憑證,即現在的通行證。

  過所制度始于西漢。漢唐時期,凡到各地進行貿易活動的商人都要持“過所”,否則便是非法通行,要被緝拿。因此,“過所”對國內人員來說,大致相當于身份證加通行證;對外國人來說,則相當于護照。

  唐代的過所制度已十分完備,今新疆吐魯番一帶就出土過大量的過所文書原件。1959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509號墓出土的紙質文書《石染典過所》,就是一件唐朝時期使用的典型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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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多年前的一場車禍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紙本《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

  吐魯番出土文書是繼敦煌文書之后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吐魯番出土文書包括各級政權處理日常公務所形成的符、帖、牒、狀等官府文書,審理案件的對案辯辭,授勛封官的告身,行旅往來的過所和公驗,反映民間租佃、買賣、雇傭、借貸活動的各種契約,記載百姓自報戶內人口、田畝及賦役承擔情況的手實等。

  1973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509號墓出土的紙本《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記載了公元762年發生在高昌城的一場交通事故,是唐朝法律在西州吐魯番地區施行情況的一個具體案例。

  《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現收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該文書首卷殘缺,結尾完整,中間有缺損,全部文書共3紙58行,每行12至18字,紙縫處各押一個“舒”字。該文書雖不完整,但內容基本詳實,為新疆乃至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根據案卷記錄,案情是這樣的:6月的高昌城,天氣十分炎熱。百姓史拂的兒子金兒和曹沒冒的女兒想子都只有8歲。兩個孩童坐在店前路旁一邊玩耍。康失芬是一名來自處蜜部落(粟特人)的雇工,30歲,他的雇主名叫靳嗔奴。這一天,康失芬駕牛車把城里的土坯搬到城外。在搬運幾個來回之后,可能由于勞累,牛也不聽人使喚,于是不幸的事發生了。當康失芬從城外返回至張游鶴的店前時,牛車突然狂奔起來,把兩個孩子軋傷了。金兒傷勢嚴重,腰部以下的骨頭全部破碎,性命難保;想子也有生命之憂,腰骨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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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質彬彬的彩繪泥塑文官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唐代彩繪泥塑文官俑。

  近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歷史展廳展出了一尊造型獨特的唐代彩繪泥塑。該俑頭戴幞頭,身著青色窄長袖圓領長袍,腰系帶,盤坐于地;他的面部表情被刻畫得十分自然,國字臉,大眼,大耳,高鼻,嘴唇緊閉,略帶微笑;腰板挺直,略向前傾,右膝豎起,左腿盤坐,右手臂彎曲,臂肘著于右膝上,似乎要將下巴托在右手上沉思。

  雕塑者采用寫實的藝術手法,將唐代文官的面部表情、衣紋褶里都刻畫得十分細致,同時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塑造,神形兼備。幞頭、圓領袍、腰帶和皮靴,是唐代文官服裝的幾大要素,這尊彩繪泥俑再現了唐代男子的風采,說明唐代西州同樣實行中原內地的服飾制度。

  唐朝統一西州(吐魯番)之前,即北朝至唐朝以前,吐魯番古代居民穿著什么樣的服裝,這方面考古發現的服裝實物不多,而多為服裝面料的殘片。但古墓泥俑實物資料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信息。如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一組北涼泥俑,再現了南北朝時期吐魯番居民的穿著習俗。從這組泥俑可以看出,當時男女一般上穿短衣,下穿長褲,也就是史書上記載的“褲褶裝”。這種服裝有別于中原地區的深衣,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如古籍中記載:“丈夫從胡法,婦女略同華夏。”北朝時期,吐魯番男子穿著胡服,而婦女的服飾與中原居民相似。

  公元640年,侯君集攻下高昌,唐朝在此建立西州都護府。此后,情況有所改變,唐代吐魯番地區實行和內地一樣的典章制度,服飾制度也隨唐制,特別是文官的服飾最為明顯,這尊彩繪泥塑男坐俑就是一個比較鮮明的例證。與此同時,西州官員雖然穿著中原特色的幞頭和圓領袍,但比較尊重當地居民的服飾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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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通寶見證唐代中原與西域的交流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伊寧縣征集的開元通寶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巔峰時期,在大一統的歷史環境下,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特別是經濟貿易的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大量的中原錢幣沿絲綢之路流入西域各地。在這些中原錢幣中,最為多見的是開元通寶。開元通寶在新疆各地都有發現,這些錢幣不僅反映了絲綢之路經濟文化交流的盛況,還展現了唐代書法藝術的風采。 

  開元通寶的發行,在我國錢幣形制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元通寶簡稱“開元錢”“通寶錢”。開元即“開國奠基”之意;通寶則是“流通寶貨”之意。銅錢名曰通寶,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貨幣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以錢為寶,則意味著貨幣即財寶觀念的增強和人們對其崇拜程度。

  開元通寶是唐朝統治下主要流通貨幣,而且影響了中國1000多年錢幣的形制、錢文模式和十進位衡法。開元通寶的出現,開元寶、通寶形制方孔圓錢之先河,宣告了自秦以來流通了800多年來的銖兩貨幣的結束。開元通寶的文字、重量、形制對后世鑄造錢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五代的周元通寶、宋代的宋元通寶,都模仿了開元通寶的文字、形制。日本、越南、朝鮮錢制也受到開元通寶的影響,而“通寶”的稱謂一直延用至近代。

  開元通寶錢幣上的銘文也是值得關注的,它包含著唐代書法藝術之美。唐代是書法興盛的時代,當時的書法家們在魏晉南北朝及隋代的書法基礎上,大膽吸取前輩的精華,不斷進取創新,而不是機械地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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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的筆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筆是表達情感、傳遞信息的重要工具。人類最早使用的筆可能是一頭稍尖的石頭,最早的墨水可能來自禽獸的血液。后來,人們又用鵝毛、鴨毛等制成筆,不僅更適宜在柔軟的紙上書寫,而且大大加快了書寫速度。那么,新疆古代的筆是怎么發展進化的呢?

  一、葦筆和木筆

米蘭遺址出土的唐代葦桿筆

  新疆古代先民多使用木筆或葦筆書寫文字。上世紀50至70年代,考古人員在新疆若羌縣米蘭遺址、巴楚縣托庫孜薩來遺址發現了幾支葦筆和木筆。其中,米蘭遺址出土的一支葦筆,長12厘米,筆尖端、筆管都保存較好。筆管上部用麻繩裹扎,為握筆處;筆舌正中有一條縫隙,蘸墨水書寫,為我國較早的硬筆之一。

  在上世紀的探險和考古發掘中,西方探險家和中國考古工作者曾在中國西部發現過10多支由竹管、蘆葦管、紅柳等材料削制的硬筆。其中最令人稱奇的是1906年英國人斯坦因在米蘭遺址中發現的蘆葦管筆,以及1972年甘肅武威張義堡西夏遺址中發現的竹管筆。從形制上看,這兩種筆極為相似,都以木質材料精工削磨,有鋒利的筆尖和馬耳形筆舌。兩種筆的筆舌正中都有一條縫隙,呈雙瓣合尖狀,與今日鋼筆筆舌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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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疆的馕、點心和瓜果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唐代時期,我國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繁榮,對于外來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之地古西州(唐代西昌州的新名,今新疆吐魯番地區)的飲食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也同時保持著一定的地域特色。吐魯番是新疆考古發掘的寶地,阿斯塔那墓除了出土大量的絲綢、文書、俑類等珍貴文物之外,還出土了花式點心、餃子、餛飩、干果和保存完好的飲食器具。

  馕是維吾爾族的主食,維吾爾諺語中有“一日不可無馕”的說法,可見馕在維吾爾族家庭飲食中的地位。有人認為馕是由波斯傳入西域的,但考古資料表明并非如此,在新疆3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就有比較原始的馕出土。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疆考古人員在3000年多前的哈密五堡、2800年前的且末縣扎滾魯克、2500年前的鄯善縣蘇貝希以及1800多年前的洛浦縣山普拉等地的墓葬中,均發現了各種形態的馕。這些馕不全用小麥面粉作原料,和現在的馕形狀也有差異,但足以說明馕在新疆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小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唐墓中發現了一個直徑19.5厘米的馕,馕呈圓形,出土時碎為12塊,土黃色,已經脫水干化。其原料為小麥粉,是在馕坑中烤制而成的。它中心薄、邊緣厚,中央戳有花紋,樣子與現在維吾爾族家庭日常所吃的馕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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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古代的木雕馬俑和泥塑鞍馬俑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我國古代擁有很高的地位,運輸、作戰、旅行等都離不開馬。與此同時,無論是繪畫、雕塑,還是文學藝術作品,馬都是不可或缺的創作素材和謳歌對象。

  馬在維吾爾語中被稱為“阿題”,以其高大挺拔的身軀、俊朗的外表、機警聰慧的神態,數千年來受到新疆人民喜愛。馬的飼養在新疆歷史悠久,早在約3000年前,新疆古代先民就已經豢養家馬并用于騎乘。1981年至1982年間,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地區巴里坤縣境內的南灣墓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一些青銅時期的馬骨;1985年,考古人員在且末縣扎滾魯克墓葬發現了距今2800多年前的馬骨和馬鞭;1987年,考古人員還在和靜縣察吾乎溝墓地,發現了距今2600年左右的馬頭、馬蹄、牙齒、馬鞍具和馬銜等。新疆各地發現的古代巖畫、毛織品、絲綢、金器、銅器、絹畫、紙畫、錢幣、石窟壁畫、木雕、泥塑作品中,都出現了各具特色的馬的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唐時期墓葬出土的彩繪木雕馬俑和彩繪泥塑馬俑。

  魏晉時期的吐魯番雕塑與唐代嫻熟的雕塑藝術相比,無論是彩繪人物俑還是動物俑,都顯得幼稚簡拙。特別是吐魯番阿斯塔那東晉墓葬出土的幾尊彩繪木雕馬俑,雕刻雖然認真,但比例失調,散發出童真的氣息,如同現代的卡通藝術作品,看上去叫人忍俊不禁。

  1966年,阿斯塔那51號墓發現的彩繪木馬充滿童趣。馬身長,呈橢圓形;馬頭狹長,馬嘴張開,馬眼突出,無耳 (或失);四肢上粗下細,后腿稍彎曲,前腿直立。兩片黑色木牌插入馬背,然后用墨線勾勒出鞍墊,表示馬背上的成套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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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獨角獸:辨善惡,決爭訟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黑彩木雕獨角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著一件1500多年前的黑色怪獸木雕,它鹿腿牛身、四肢細長、體型高大,長長的尾巴高高翹起,頭部長出尖尖的長角,似乎準備要刺向什么。這件形態十分奇特的文物,其造型取材于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獨角獸。

  說起獨角獸,世界很多地方的民間傳說中都有它。西方神話中的獨角獸通常表現為修長的白馬,額前有一螺旋角。它是純潔的象征,是完美騎士的代表,它的獨角被賦予壓制道德敗壞的事情的力量。在中國古代,獨角獸被稱為“獬豸”(xiè zhì),是執法公正的象征。

  據說遠在黃帝時期,有位神人給黃帝送去獬豸,幫助他處理一些疑難案件。到了堯舜時期,有些訴訟案件一時難以判決,當時的“大法官”皋陶就借助獬豸的神力來解決。傳說獬豸是神獸,只要嫌疑人有罪,它就用頭上的獨角去抵觸。

  古書對獬豸究竟是什么動物,說法不一。《史記·集解》《后漢書》都認為獬豸是鹿,王充在《論衡·是應》中指出獬豸是“一角之羊”,許慎的《說文解字》以為獬豸“似牛”。孰是孰非,誰也說服不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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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年前,和田玉是如何傳入中原的?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青玉花熏

  近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舉辦的《解憂故里——徐州漢代文物精品展》展出了117件漢代珍貴文物,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包括金縷玉衣在內的20余件和田玉琢磨的玉器。這些玉器雖然數量不多,但每件都十分精美,代表了中國漢代玉器制作的水平。

  玉石文化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這是我國目前出土的最早的玉制品。古人用玉來象征美德,把高尚純潔稱“冰清玉潔”;把保持氣節稱“玉碎”;把美麗的容貌稱“玉顏”;把追求和平說成“化干戈為玉帛”。

  據考證,最晚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新疆的和田玉就已經傳入中原內地。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進行考古發掘,發現玉器 755件,分為禮器、儀仗、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和雜器 6類。婦好墓玉器的玉色以淺深不等的青玉為主,白玉、黃玉、墨玉極少。經專家鑒別,認為其大部分是新疆玉,說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為主,而且非常喜歡和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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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時期的紙畫:《墓主人生活圖》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新疆古代繪畫藝術在我國繪畫發展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吐魯番考古發現的一幅《墓主人生活圖》,是東晉時期的藝術作品,被譽為是我國最早的紙畫。雖然畫風略顯古拙,但其流露的文化內涵異常豐富。從風格和內容上看,這幅圖與甘肅省嘉峪關市出土的同時期畫像磚很相似。

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3號墓出土的東晉時期《墓主人生活圖》紙畫。(新疆博物館收藏)

  《墓主人生活圖》于1964年在吐魯番市阿斯塔那13號墓出土。整幅圖長106厘米、寬46厘米,由6塊大小相似的紙拼接而成,紙質厚實,呈土黃色,類似桑皮紙。畫面橫向展開,四周邊線用墨彩繪出長方形。畫上方從左至右分別繪有3棵樹,前兩棵樹枝干比較清晰,而且葉子十分獨特,分別由兩組圓形的北斗七星點綴;中間樹上落一鳳鳥。畫面左、右上角各有一個圓形圖樣,左邊的圓中畫有蟾蜍形象。從嫦娥奔月變蟾蜍的古代傳說到《淮南子·精神訓》“日中有趶夋烏,而月中有蟾蜍”的記載可知,這兩個圓分別表示太陽和月亮。

  畫下方人物右側依次繪有曲蓋、節、麾、幢。《通鑒》胡注續稱:“晉制:諸公任方面者,皆給節、麾、緹幢、曲蓋。”由此推斷,該墓主人身份不簡單。因為其不僅有作為高級儀仗的幢蓋,還有象征權力的節和指揮軍隊的麾。因此,其身份絕非一般地主,很可能是州一級的軍政首腦。

  畫下方中心端坐于榻上之人應為墓主人,他手持團扇做乘涼狀,神態嚴肅,其體型略顯臃腫,頭戴黑冠,身穿條紋袍服。男子所穿長衫,寬袖、開襟,是魏晉時期士大夫們的典型服裝。墓主人身旁的女子畢恭畢敬地站著,可能是主人的妻子,也可能是侍女。女子身著曳地紅裙,發髻是魏晉時期內地流行的擷子髻。

  畫左下方是一個身著短衫的馬夫,馬夫手執馬鞭站在一匹裝飾華麗的馬后,伺候主人出行。黑馬頭比較大,細腰背上放置著鞍具。整體上看,馬的形象有點類似卡通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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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漢晉時期)

  1995年10月,中日兩國考古學家深入塔克拉瑪干沙漠,對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科學考察。這是自195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發掘以來,成果最為豐碩的一次,被評為“1995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這次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王侯合婚千秋萬歲宜子孫”“延年益壽長保子孫”等漢字銘文錦,色彩斑斕,保存之好實屬罕見。精絕國故址——尼雅遺址出土的這些織錦,應是當時中央政府贈送給精絕國王室的禮品,反映出精絕國與中原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聯系。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質地厚實、紋樣流暢、色彩艷麗,體現了漢晉時期絲綢紡織的最高水平。織錦的漢字銘文內容也表現出濃厚的人文色彩。

  從考古發掘報告中得知,“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發現于尼雅遺址8號墓的矩形箱式棺內。該墓葬有一男一女,男尸為45歲左右的中年男子,身長164厘米,是深目高鼻的當地居民。他身著西域特色的錦緣毛布袍,下著白色毛布褲子,足穿皮鞋。“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出土于男尸的右側,因其在拉弓射箭時對手臂有保護作用,所以稱之為護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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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漢文木簡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樓蘭木簡(魏晉時期) 若羌縣出土。

  位于羅布泊西部的樓蘭古城,是漢晉時期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遺址,也是樓蘭王國前期的重要經濟、政治中心。公元4世紀以后,這座古城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里。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維吾爾族向導發現了樓蘭古城,隨著斯文·赫定的發掘,逐漸掀開了樓蘭古國的神秘面紗。

  樓蘭古城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中,漢文木簡和紙質文書的學術研究價值最高。木簡主要涉及漢晉時期軍隊屯田戍邊、公私文函、官吏往來、開墾農田等內容,種類十分豐富。

  竹木簡是春秋戰國、秦漢兩晉時期書寫文字的重要載體。單獨一片木或竹叫做簡,若干個細木條編連而成的叫策。由于材料的不同,有用木條制成,也有用竹片制成的,通稱為竹木簡。樓蘭遺址出土的木簡和紙質文書,對深入了解樓蘭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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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壺看烏孫歷史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陶器是新疆古代墓葬中最為多見的器皿之一。新疆青銅時代與早期鐵器時代的彩陶,不僅數量多,而且器形多樣、紋飾精美,反映了新疆古代陶器發展的水平。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漢墓考古出土的一件紅陶壺,就是一件獨具民族特色的生活器皿。

昭蘇縣夏臺墓葬出土的皮囊形陶壺

  1976年出土于昭蘇縣夏特古墓的陶壺,一些學者稱之為“繭形壺”。這只壺高20厘米、領高11厘米、口徑6.5厘米、腹長18厘米,為土黃色泥質陶,手制。肩部堆塑著形似蠶首、身有輪節的泥條,風格古樸渾厚。仔細觀察這件陶器時可發現,它更像近代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使用的皮囊壺。最早的皮囊壺是用牲畜的皮革縫制而成的,是古代匈奴、烏孫等游牧民族日常的生活用具,特別適合在馬背上吊掛攜帶。皮囊壺除了盛水之外,還可以裝奶和酒。

  這件陶壺是根據烏孫人的皮囊仿制而成,雖然制作略顯粗糙,但器形優美,從造型上表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考古人員還在夏特古墓里發現了彩繪陶壺、陶罐、陶杯、陶燈、鑲寶石金戒指、金飾件、銅刀、鐵犁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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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和田婦女的妝奩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漆奩

  妝奩是指女子梳妝打扮時所用的鏡匣,后來又泛指出嫁女子的嫁妝。妝奩歷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在中原地區流行,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新疆各地墓葬也發現了漢唐時期的漆奩、滕蓮和皮奩等珍貴文物,其中以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墓葬出土的奩具最為著名。

  中國的妝奩文化歷史悠久,西周時期,奩多為銅、陶器,且一般器腹較深,底有三足,旁有獸銜耳環,風格粗樸。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漆奩大行其道,且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中國傳統造物追求“器以載道”,妝奩的發展代表了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審美情趣與價值取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奩在新疆許多墓葬都有出土,皮質、藤條編織的和髹漆的,保存最為完好的還是民豐縣尼雅遺址墓葬出土的漆奩和藤奩。

  1995年,中日尼雅共同考察隊在民豐縣尼雅遺址發掘出土了一件漆奩。漆奩呈圓筒形,高13.5厘米、直徑14厘米、厚0.35厘米;竹胎,內壁紅漆,外壁為黑漆;蓋上有銅制的鈕環,鈕環上還有用作抓手的絲帶。漆奩出土時,裝有龍虎紋銅鏡的漢字銘文錦袋、橢圓形毛氈櫛袋、小香囊、生絲、木線軸及各種絲綢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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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生產工具——鐮刀與犁鏵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鐮刀與犁鏵是新疆古代重要的農業生產工具。新疆各地墓葬遺址內發現的鐮刀與犁鏵,是揭示新疆古代農業生產起源與發展的重要例證。

木柄鐵鐮刀。民豐縣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

  鐮刀

  生產工具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標志。和人類文明發展軌跡相同,新疆古代生產工具的使用,大體經歷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三個階段。

  早在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居住在新疆的古代居民就使用了簡單實用的打制石器。打制石器的出現,對人類的進化與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自第一把手斧誕生之日起,就在人與動物之間劃了一道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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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手杖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洛浦縣山普拉墓出土的東漢時期的手杖。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南疆遺址墓葬里發現了一些古代的手杖,有普通的木手杖,也有西方色彩的權杖,以及具有東方文化特征的鳩杖。

  新疆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手杖,出自于若羌縣羅布泊小河墓地。2004年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小河墓地M24墓發現一件距今3500余年的手杖。手杖把手粘接著用骨雕刻的人面像,高約11厘米,最寬處有1.2厘米。像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下端1/4是人面,上端3/4的部分又高又尖,可能象征著帽冠。整個人面鼻子夸張,鼻梁高突。木杖中段圍裹著黃色、黑色鬃毛,鬃毛的外面密密地纏著繩子。

  M24墓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該男子發須金褐色,手腕佩戴7圈珠鏈,額鼻圖畫紅色線條,腰部擺放著一具牛頭,牛頭額鼻圖畫紅黑色線條依稀可見。手杖放置在死者的足部,學者們推測是祭祀時使用的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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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戒指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吐魯番市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出土的虎紋金戒指。

  戒指也稱指環,是戴在手指上的裝飾品。西方學者認為,戒指最初起源于印章。6000年前,居住在小亞細亞的蘇美爾人開始使用印章,后來出現了將印章和戒指合二為一、便于使用的印章戒指。考古人員曾在埃及墓葬里,發現了3000多年前的蜣螂形印章戒指。無論是古埃及、古希臘,還是古羅馬,印章戒指都是權力的象征。

  在我國古代,戒指不僅用于裝飾,也是宮廷中用以避忌君王“御幸”的一種標志,后逐漸演變為男女之間情感的依托。上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新疆各地發現了許多戒指,質地有金、銀、銅、鐵、骨、皮等,特別是新疆漢晉南北朝時期墓葬內發現的鑲寶石黃金戒指,做工復雜、精細,戒面上鑲嵌的寶石至今依然熠熠生輝,堪稱中國古代首飾中的珍品。

  先秦時期,西域先民就佩戴戒指。上世紀90年代初,新疆考古人員在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合奇縣庫蘭薩日克墓葬中,發掘出土了一批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黃金裝飾品。其中一枚金戒指出土于一位男子墓葬中,直徑18.5厘米、高2厘米,戒面隆起呈橢圓形,上刻對稱的彎月形槽。在塔什庫爾干香寶寶墓地,考古工作者也發現了一枚銅指環。

   漢晉時期,戒指在西域有著特殊的用途。據史料記載,戒指是婚配時男方不可缺少的聘禮之一。黃金性能穩定,在自然界中多以游離態存在,獲取較易;其外表漂亮,機械加工性能好、延展性強,因此黃金一出現就被定為裝飾用品的首選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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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時期的雞鳴枕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枕頭作為常用的睡眠用具,陪伴著人們度過無數個夜晚。考古資料表明,人類在舊石器時代就使用石枕。上世紀50年代以來,新疆境內發現了許多古代枕具,有石、木、皮、麻、錦、絹、綺等材質,但以絲綢縫制的雞鳴枕最具特色。

1959年民豐縣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雞鳴枕

  1959年,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了一件東漢時期的雞鳴枕,長46厘米、寬16厘米、高10厘米,以“延年益壽大宜子孫”文句織錦縫綴而成。枕中央呈凹狀,兩端為雞首,細致地縫制出了尖嘴、圓眼、細頸、雞冠等。雞眼造型用白絹為底、上面疊放了三層圓形紅絹片做成。雞冠則由天青和白絹做成鋸齒狀的高冠。枕芯是植物莖稈。這件“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錦雞鳴枕,現收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據考證,這件雞鳴枕的主人是東漢時期西域鄯善國的居民,少數民族特征十分明顯。尼雅遺址為漢晉時期鄯善國精絕州文化遺存,1959年和1995年兩次大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珍貴織錦,上有漢字銘文。經考證,這些織錦均來自中原地區。它們的出土表明,在漢晉時期,漢代中原絲綢就為西域居民所青睞,也表現出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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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精絕人的衣冠服飾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緣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以北100公里處的尼雅遺址,在漢晉時期是西域36國之一的精絕國所在地。從尼雅廢墟現有的遺跡來看,這里曾經有村落民居、牛舍羊圈、水塘澇壩絡,這都印證了它曾經是繁榮一時的國度。關于精絕人的服飾在史籍中難以見到,尼雅古墓中出土的大量服飾實物,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袍服

“萬世如意”錦袍

  1959年,民豐縣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了東漢時期“萬世如意”漢字銘文錦袍。這件保存較為完好的錦袍,出土時色彩十分鮮艷。袍服身長122.5厘米,款式為“胡服”:直領、對襟、窄袖、緊腰、寬踞,其側加縫一塊三角衣料,增加了下擺的寬度。袍的領襟和下擺用繡有“延年益壽大宜子孫”的銘文錦制作。錦袍質地厚實,以絳紫色為底,配有淡蘭、油綠、白色的茱萸紋和飄逸的云紋。

  1995年,尼雅1號墓地3號墓出土了一件漢晉時期的黃藍方格紋錦袍。錦袍身長122厘米,通袖長225厘米,款式為交領、左衽、寬袖,下擺寬大,兩側開衩。這種下擺兩側開衩的衣裝特別適合游獵騎馬時穿著。錦袍的下擺和衣袖間還有用絳、綠色方格紋組成的條帶。錦袍紋飾簡單,但十分規整,表現出濃郁的生活情趣。錦袍的領、襟表現出典型的中原風格,而兩側開衩則是西域服裝的一個特點,由此可知這件錦袍是西域與中原服飾文化融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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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出土文物中的漢代西域歌舞藝術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民豐縣尼雅遺址中發現的一組四件木雕舞蹈人像

  新疆有“歌舞之鄉”的美譽,天山南北各族歌舞各具特色、精彩紛呈,充滿了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風格。新疆歌舞藝術的輝煌絕非一時之功,而是有著數千年的深厚積淀,是由新疆歷代先民共同構建的,特別是兩漢時期的摩訶兜勒,漢唐時期的于闐樂、龜茲樂、疏勒樂,都曾盛極一時。

  關于漢代的西域歌舞,歷史文獻中有記載,但考古發現的實物十分少見,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填補了這一空白。1996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中,發現了一組4件舞蹈木雕人像。4位舞蹈女子身材高挑,穿著連衣裙,站立作扭胯姿勢,看起來動感十足,再現了漢代西域女子翩翩起舞的情景。

  人類早期的樂舞是一種與自然崇拜緊密結合的表演形式。新疆早期居民以游牧狩獵為主,其樂舞充滿了原始、神秘、粗獷的氣息。新疆古代巖畫真實地再現了原始先民在早期社會與自然作斗爭的艱苦歷史過程,以及他們開展勞動生產、宗教祭祀和文化娛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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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上的瓦當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奇臺縣石城子古城遺址出土的漢代云紋瓦當。

  瓦當俗稱瓦頭,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也叫滴水檐),起著保護木制飛檐和美化屋面輪廓的作用。瓦當集繪畫、工藝和雕刻等藝術于一身,是實用性與美學相結合的產物,在古建筑上起著錦上添花的作用。

  瓦當起源于中原,后逐漸傳播到其他地方。考古人員在絲路沿線遺址中發現的瓦當,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和紋飾豐富多樣。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發現的“天降單于”瓦當和甘肅省出土的羽人瓦當,流露出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石城子遺址發現的瓦當,現陳列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歷史展廳,是中原建筑藝術傳入西域的重要物證。

  由于新疆氣候干燥少雨,房屋大多為土制,屋頂無需覆瓦,因而瓦當不是古代新疆傳統的建筑材料。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內一座規格很高的寺院內曾出土瓦當。唐代佛教興盛,交河故城內分布的寺院有多所,但僅這個寺院內發現瓦當,由此說明瓦當的使用在當地并不普遍。這些出土的瓦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時期西域地區的建筑歷史,為我們研究西域古代建筑提供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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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銘文錦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新疆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也是數千年來東西方多種文化交流、薈萃之地。“絲綢之路”以絲綢命名,說明中國絲綢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占據著重要地位。近年來,考古人員在絲路沿線各地遺址墓葬中發掘出土了大量色彩絢麗、質地精美的絲織品。其中新疆考古發現的漢唐絲綢不僅數量多、品種豐富,而且絲綢上的文字圖案清晰可見。1995年10月,中日兩國考古工作者在漢晉時期精絕遺址發現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延年益壽長保子孫”等銘文錦,這些都是新疆乃至中國古代文物中的精品。

“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銘文錦褲。

  “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銘文錦出土于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1號墓地3號墓,出土時覆蓋在一對夫妻身上。專家們稱其為“錦衾”,也就是錦被、單被。銘文錦用兩幅織錦合并縫制而成,呈長方形,長168厘米,寬94厘米。這件珍貴文物的紋飾、色彩十分豐富,經線采用了藏藍、絳、白、黃、綠等色,紋樣有舞人、茱萸紋、變體云紋等,“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的字樣穿插其中,給織錦增添了神秘色彩。

  尼雅3號墓還出土了一條錦褲,也用“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銘文錦縫制而成,褲長115厘米,腰圍120厘米,形制為短腰、大襠,錦面棉布里。用如此豪華、精美質地的面料縫制褲子,表明墓主人不同凡響的社會地位,推測應當是精絕古國上層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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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帶鉤與金帶扣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新疆若羌樓蘭古城出土的銅帶鉤 (魏晉)

  2016年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樓蘭古城遺址考查中,發現了10余件銅帶鉤。這些銅帶鉤歷經1600余年,早已變得銹跡斑斑,但整體保存較好。其中一件長3.2厘米,基本呈“s”形,首端上部有一個柱狀凸起,尾端向內側彎曲,小巧精致。考古人員推測,可能是魏晉時期樓蘭當地官員使用過的用具。

  樓蘭古國屬西域三十六國之一,與敦煌鄰接,公元前后與漢朝關系密切。上世紀初以來,外國探險家和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樓蘭古城遺址內發現了大量的木器、石器、銅器、鐵器、紡織品、裝飾品、文書。其中出土的漢文木簡、紙質文書、漆器、絲綢、弩機、五銖錢,還有這批新近發現的銅帶鉤,是漢晉時期西域長史管理下屯田戍邊官兵和當地居民使用的器物。這些具有中原特色的文物,反映了中原文化對西域文化的影響。

  帶鉤是中原古代貴族束腰用的用具,多用青銅鑄造,也有用金、銀、鐵、玉等材料制作的。帶鉤由鉤頭、鉤身、鉤鈕三部分組成,用于連接腰帶的兩端,盡管和今天的腰帶扣造型不同,但功能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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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闐古國人的耳珰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文/圖

  在新疆的考古發現中,首飾是比較常見的文物種類,天山南北古墓葬、古遺址發現的戒指、耳環、手鐲、珠飾比比皆是。這些文物是新疆古代服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數千年來新疆古代居民對美的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祈盼。在這些琳瑯滿目的古代首飾中,于闐古國墓地出土的兩件耳飾頗具中原特色,是漢代西域與中原內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

琉璃耳珰(東漢)

  這兩件耳飾1984年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區洛浦縣山普拉墓地,均為琉璃質地。一件為綠色,中間為圓柱形,兩端為喇叭形,腰部穿孔,長1.8厘米、寬0.8厘米、厚0.6厘米;另一件為深藍色,長1厘米,寬0.9 厘米,“工”字形設計。兩件耳飾體積不過方寸,發掘出土后長期收藏于文物庫房內,很少為人所知,在當年的考古發掘報告中與其它玻璃珠飾件一起統稱為琉璃珠。后來,有研究人員通過查找材料對比,才知道這兩件不起眼的東西是漢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內地十分流行的一種首飾——耳珰。

  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表明,耳珰在古代中原內地十分常見。耳珰有琉璃、金、銀、瑪瑙、象牙、骨、琥珀、水晶等不同材質。最早的耳珰出土于春秋戰國時期墓葬中,兩漢時期墓葬里最為多見。1981年,浙江省衢州市龍游縣儀冢山漢墓出土的琉璃耳珰,呈腰鼓狀,橫向中穿,深藍色,半透明,制作精巧細致;江蘇省揚州市出土過一件西漢時期耳珰,用瑪瑙制作而成;陜西西安北部陳請墓出土的一件西漢中期耳珰,青玉質,圓柱體,細腰,兩端大小不一,中部有穿孔。以上羅列的耳珰只是中國考古發現的很小一部分,上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戰國至魏晉南北朝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琉璃耳珰。尤其是漢墓,出土的琉璃耳珰成百上千,出土地點遍及全國各地,僅河南省洛陽市燒溝漢墓出土的琉璃耳珰就有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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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佉二體錢與漢龜二體錢 

□ 阿迪力·阿布力孜

  近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征集到一批和田馬錢,這批錢幣保存較好,錢幣上的銘文和圖案比較清晰。錢幣的一面是行走中的駿馬圖案,另一面鑄有漢字銘文和佉盧文,所以又稱其為“漢佉二體錢”,反映了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繁榮,是當時西域與中原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證。

漢佉二體錢 漢代(和田馬錢)

  經研究,和田馬錢是古代于闐國的錢幣,公元1至3世紀在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地區流通使用,是新疆地區歷史上最早自行鑄造的貨幣。

  和田馬錢吸收了中原文化和貴霜帝國等東西方錢幣的特點,采用西方圓形內無孔的打壓方式,將漢文與佉盧文重疊壓制。錢幣正面中心為馬或駱駝的圖像,其中馬的形象居多。在馬或駱駝的周邊一圈為佉盧文字母,是一種頌詞,大意是“大王、王中之王,加之國王名”。錢幣背面的中央花紋似“月桂樹的環”,外邊一周鑄有“重廿四銖銅錢“或“六銖錢”漢文篆體,表示錢幣的重量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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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銘文錦囊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絲、棉、毛等質地的紡織品,在新疆乃至中國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這里發現的絲綢衣著錦衾,不僅數量多,而且保存完好,色澤鮮艷,充滿濃郁的東方色彩。其中“元和元年”銘文錦囊,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有明確紀年的織錦,其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十分重大,對于確認絲綢織造的年代、絲綢產地,以及西域絲綢文化內涵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元和元年”銘文錦囊現藏于新疆和田地區博物館,是東漢時期的珍貴文物。1998年,考古學家從尼雅遺址一座被盜掘的古墓葬之中發現了這個錦囊。囊袋呈橢圓形,長12厘米,寬5.5厘米,有長42厘米的白絹提帶。口部有襻,穿有束口絹系帶兩條,一條為白色,一條為淡青色。錦囊袋口采用織錦鑲邊,袋身下半部兩面為一片“元和元年”錦片縫綴而成,織錦藍地,紋樣為有翼梅花鹿。鹿紋上部織有白色經線顯花的隸體“元和元年”文字,鹿紋下部為左右對稱的弧形云紋;囊袋下部為一件瑞鳥云紋織錦,呈三角形拼縫。錦囊的底部用另外一片織錦縫制,部分有磨損。

  錦囊上隸書體文字“元和元年”,即東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由此可知,該錦囊是公元84年或此后織造縫制的。在新疆乃至中國出土織錦中,從未出土過這種明確紀年的織錦,這也是這件織錦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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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西域銅鏡 

□ 阿迪力·阿布力孜

  漢代時期,隨著西域與中原交往的逐漸頻繁,中原漢式銅鏡傳入西域,受到西域各族居民的喜愛。新疆絲路沿線遺址古墓里發現了很多漢式銅鏡和有地方特色的銅鏡。如新疆民豐縣尼雅、洛浦縣山普拉、尉犁縣營盤等地都發現了銅鏡,充滿了濃郁的中原風格。在這些銅鏡里,最著名的是龍虎紋銅鏡、“君宜高官”銅鏡、“長宜子孫”銅鏡和立鹿柄銅鏡等。

  龍虎紋銅鏡

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的龍虎紋銅鏡。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豐縣尼雅漢晉時期的墓葬里,發現了一枚龍虎紋銅鏡。該銅鏡出土時置于一錦袋中,鏡身為銀灰色,直徑9.2厘米;鏡背紋飾為一龍一虎圍繞著鈕座嬉戲一圓球,圖案生動形象。在內地尚未發現與此紋飾相同的銅鏡。鏡體保存完好,紋飾清晰,鏡面光滑,是一件鑄造精巧的銅鏡。

  龍、虎是古代中原居民十分喜歡的動物。特別是龍,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最富浪漫主義色彩的獸形集合體,集中了百獸之美,最終成為華夏民族的象征。虎歷來被視為勇敢威武的象征,因而古人將龍和虎的形象鑄于銅鏡之上,更具有威嚴驅邪的象征意義。這件文物的出土表明,龍這種圖案至少在漢代已經由絲綢之路傳入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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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禾府印 

□ 阿迪力·阿布力孜

名稱:司禾府印

朝代:漢代

出土地點: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

尺寸:通高1.7厘米,邊長2厘米

  漢代時,西域的社會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漢書·西域傳》記載:“自且末以往,皆種五谷,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在今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漢晉時期遺址中,不僅發現有麥粒和麥穗,還有青稞、糜子、谷、蔓菁、桃、杏等遺物。這些農業成就的取得,不僅是西域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果,也得益于漢朝政府積極推行屯田政策。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一枚“司禾府印”,就是漢朝在西域屯田戍邊、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例證。

  “司禾府印”于上世紀70年代在新疆民豐縣被發現,是一枚炭精制方印,印文為篆文,陰刻,分兩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印鈕為橋紐。從字體和鈕式可確認,這是漢朝時期管理農業的印章。雖然這枚印章形制比較小,但由于在兩漢時期新疆眾多文物中,考古發現的官印屈指可數,因而顯得十分珍貴。

  在史書中,并沒有“司禾府”這種官署的記載。但《漢書·地理志》有“宜禾都尉治昆侖障”的記錄;據《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公元73年,東漢政府曾在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境內)有“置屯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田諸國皆遣子入侍”。東漢《右扶風丞相李君通閣道記》碑文中,也有右扶風丞相李君曾“遷宜禾都尉”的記載,可見東漢政府為了屯田曾在西域設“宜禾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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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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